今年4月，中山大學中山醫(yī)學院研究的結果表明，青壯年在睡眠中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例，從1990年1月至2013年8月，東莞至少發(fā)生了1124例，其中2004到2013年的10年間有697例，而且案例越來越多，發(fā)病的高危因素依然存在。（7月21日《廣州日報》） 當沒完沒了的加班文化與愛崗敬業(yè)畫上等號的時候，勞動價值的榨取，遲早要以過勞死的極端面目呈現(xiàn)出來。勤勞固然是美德，但若是常年“被勤勞”——因制度所累、職業(yè)所累而無休無止地疲于奔命，這樣的人生，恐怕沒有絲毫美好可言。何況，在專家分析的樣本中，“不明原因睡眠猝死綜合征”主要發(fā)生于勞動強度大、文化程度低的一線工人、保安、清潔員等人群中。 今年4月，媒體曝出這樣一個案例：一個月加班時間190個小時，中餐和晚飯時間平均不超過15分鐘。在連續(xù)一年的持續(xù)高強度加班后，33歲的沖模設計工程師劉先軍猝死在東莞市長安鎮(zhèn)的一個出租屋內。這樣的工作范式，在珠三角或長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區(qū)的一些企業(yè)，有什么稀奇的呢？猶記得2013年11月，《小康》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當中開展一項調查，共2013人參與。中國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別累，還有人越來越累……甚至在今年7月，“俄羅斯之聲”廣播電臺還特地關注了這個現(xiàn)象，說“中國過勞死已非罕見現(xiàn)象，在中國，對工作的迷戀導致梗死、中風和各種疾病。每年因此有60多萬人離開人世?！?/p>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青壯年過勞死，無非三個因素使然：一是被異化的勤勞觀害人不淺。早在1894年，在中國度過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就曾撰書《中國人的臉譜》，說“從早到晚善于勞作幾乎成為每個中國人的特質”。時過境遷，勞作方式與環(huán)境發(fā)生巨大變化，同樣的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已天壤之別，此時再以工作時長論英雄，無非是逼人過勞。二是勞動監(jiān)察睜眼閉眼。逢年過節(jié)，專家計算紙上畫餅的加班費就成了風景，口惠而實不至的加班權益，導致不少企業(yè)更肆無忌憚壓榨員工的工余時間。市場經(jīng)濟雖沒有身份依附關系，但基于勞資博弈的天然不對等，企業(yè)很容易綁架員工的作息時間，這個時候，如果工會與監(jiān)察部門“屁股決定腦袋”，免費加班只怕終究是敢怒不敢言。 令人憂心的是，對于過勞死，“尸檢難以獲得可解釋死因的病理學證據(jù)”，可能連工傷都無法坐實。每年60萬鮮活的生命過勞而逝，每一天1600名上班族倒在疲累的生活中，《勞動法》為什么呵護不了生命安全的底線呢？這些年，企業(yè)最喜歡用社會責任標榜自己在財稅、生態(tài)、公益等方面的積極作為，但恰恰很少展示自家員工的生存狀態(tài)。也許，對今天的中國企業(yè)來說，“準時下班”、“有償加班”才是社會責任的底線。（鄧海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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