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但小學和中學都是在磐石市紅旗嶺鎮(zhèn)度過的。紅旗嶺鎮(zhèn)是中國最大的鎳礦所在地，我是一名礦工子弟。當年為了采掘和冶煉鎳礦，這個北方小鎮(zhèn)匯聚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各地的春節(jié)習俗在這里融為一體。
20世紀80年代的礦區(qū)春節(jié)習俗和各地差別最大的是大紅燈籠。紅旗嶺地處丘陵地帶，礦山家屬區(qū)是沿著丘陵坡面蓋起的一排排平房。每年過年前，家家戶戶門口都會挑起一盞紅燈籠。礦山工人中有的是能工巧匠，礦區(qū)的銅、鐵、鋁、木等材料也很多。礦山工人們編的燈籠形狀各異，西瓜燈、荷花燈、走馬燈、宮燈……樣式五花八門。到了年三十夜晚，燈籠一盞盞點起來，漫山遍野一片紅色的燈籠陣，今天回想起來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我家的燈籠是父親設計制作的。那是一個大大的飛機燈籠，骨架用八號線鐵絲焊接而成，前后有大小兩個電燈泡照明。飛機頭前帶風車，風吹起來轉得嘩啦啦地響，尾巴上五彩紙做的穗子，也橫著飄起來，又威風又漂亮。
春節(jié)期間的東北大秧歌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時候在紅旗嶺，每到春節(jié)，十里八鄉(xiāng)的生產隊會組織秧歌隊來礦里表演，礦里各車間也會組織自己的秧歌隊。白色的雪地上，扭秧歌的人大都穿得大紅大綠，踩著二尺多高的高蹺，跟著秧歌調扭起來。嗩吶在秧歌樂中很出彩，它的聲音高亢熱烈，讓人感覺有穿云裂石的力量，演繹著與凜冽冬寒對抗、向往春天的生命意志。
90年代我一直在國外，2000年回國后再回紅旗嶺過春節(jié)，發(fā)現(xiàn)秧歌已經很少了。一是因為農村變了，承包制后大家各自過日子，集體文娛活動減少了。二是村里的青年人平時大多出去打工，根本沒有時間在一起練習踩高蹺和排列各種隊形。此外，居民住進樓房后，漫山遍野的燈籠陣也沒有了從前的規(guī)模。
老習俗就這樣一點點成為歷史，讓人有幾分惆悵。但新的習俗也在成長。從用電子信件互致問候到發(fā)短信拜年、用微信搶紅包，多少年失聯(lián)的同學找到了，少年時的伙伴重逢了。
過年了，生活在成都、浙江、北京的兄弟帶著妻子奔向了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弟弟那里。這是一大家人每年難得的歡聚時間。父慈子孝，友于兄弟，對中國人來說，家從古以來就是情感最根本的歸宿。因此，盡管新年習俗在發(fā)生各種變化，盡管物質條件的變化帶來各種“年味兒變淡”的議論，但依舊改變不了人們投身春運洪流、回家過年的憧憬。
我們正處在每天都在發(fā)生著種種變化的現(xiàn)代社會中，技術力量正改變著我們的生活。20世紀80年代，沒人知道智能手機為何物，而今天坐上地鐵，到處是看手機的人。我不知道技術的進步會怎樣改變我們的年俗，但我想，不管社會怎樣變化，中國人對于家的眷戀，會讓我們對春節(jié)、對過年一直情有獨鐘。所以，只要中國人在，我們的年味兒就會在；而只要年味兒在，我們中國式的家就會永存。（劉曉峰 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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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應以“育”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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