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小到一個人在公共場合扔不扔垃圾,大到一個國家國民公共意識的養(yǎng)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會的發(fā)展階段、成熟程度、群己關系和社會生態(tài)。
回望剛過去的國慶長假,文明旅游仍是熱門話題。據(jù)新華社報道,國慶節(jié)當天,盡管有7萬多名游客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但垃圾量明顯減少,不少游客自備垃圾袋,“人走地凈”。當然,也有“雜音”——藍天白云下的青海湖,遭遇“垃圾之殤”。而在杭州,3名游客居然從雷峰塔遺址偷走了3塊磚頭,聲稱為了挖磚土泡水給老人喝治病。
諸如青海湖的“垃圾之殤”、雷峰塔磚頭遭殃之類的現(xiàn)象,由來已久,并不新鮮。尤其讓人焦慮的是,隨著國人足跡的漸行漸遠,這種不文明現(xiàn)象似有蔓延到國外的跡象。難道中國游客果然是素質有問題嗎?
其實,與其說是素質,不如說是習慣。這是因為,亂扔垃圾畢竟只是部分游客的有選擇的部分行為,而并非全部,也并非一成不變。從之前游客走后的遍地狼藉,到眼下的也可以做到“人走地凈”,這中間的進步顯而易見。這也表明,很多事情并非想不到、做不到,只是沒有朝著那個方向去努力,或者說,只是缺乏好的習慣。
習慣的改變或者說矯正,可能與外部的規(guī)訓有關,也與自我的修養(yǎng)有關,但歸根結底取決于內外的雙向良性互動。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們沒少在倡導“文明旅游”“呵護風景”上下力氣,有關部門也往往會采取一些整治行動,但卻見效甚緩。
何以如此?一方面,一味將文明的養(yǎng)成寄望于單向倡導,甚至局限于高高在上的灌輸和教化,并非真正的公民教育,很難在國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更不要說指導其具體環(huán)境下的具體行為了;另一方面,依賴嚴厲的打擊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威懾力,但鑒于這種打擊的不確定性,乃至操作的難度,往往會淪為空泛的恫嚇。時間久了,就好像田間的稻草人,徒具觀賞價值。
特別是,無論是文明的倡導,還是高壓的整治,均具有強烈的“外部性”,意在剝離景區(qū)與游人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情感上的、意識上的契合,文化上的關切等。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這是別人的景區(qū)”“這不是我的事”。一旦產生了這樣的治理定勢,除非能始終保持強大而嚴密的監(jiān)控、懲治,否則很難讓人產生心理上的共同認同。
也因此,面對“不文明旅游”的現(xiàn)象,有必要從公眾自身以及社會政策的公眾參與程度兩方面求解。公眾本身并不缺乏文明向善的訴求,問題是如何能夠激發(fā)出這種訴求。而激發(fā)的最好路徑,仍在于引導其積極主動參與景區(qū)建設決策。比如,景區(qū)乃至政府主管部門,能不能將游客當作一個旅游共同體的成員尊重,從而通過擴大參與,而尋求更多認同。又如,可不可以嘗試以喚起民眾恥感的方式,從具體的實踐出發(fā)來倡導文明出游。
說到底,小到一個人在公共場合扔不扔垃圾,大到一個國家國民公共意識的養(yǎng)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會的發(fā)展階段、成熟程度、群己關系和社會生態(tài)。而這只能通過公共事務的參與、制度文化的化育乃至雙向良性的互動,一點點改變、一點點定型,并在不斷取得共識的前提下,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只有將外部內化為“我的”,才能產生個體的責任與義務,權利和擔當。(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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