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江蘇阜寧下發(fā)《阜寧縣褒獎“好人”實施辦法》，通過政治禮遇、經(jīng)濟激勵、政策扶持、幫困濟貧等舉措，對擁有好人證的居民進行褒獎。好人，道德高地、精神界域上那一面面迎風飄揚的旗幟，散播社會正能量，提升公眾向善力，涵養(yǎng)社會道德氣場；社會永遠需要好人，以作燈塔，以作火種。源于觀念錯位、囿于行動成本，好人正成為社會稀缺資源。
當前，學校教育重于知識傳授，知識傳授又以最直觀的分數(shù)體現(xiàn)。至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形同贅物，虛之又虛。德與智未能同步發(fā)育，培養(yǎng)出眾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則成為一種普遍性焦慮。高速發(fā)展的社會在分化，價值也在分化，許多人的價值觀開始物化，當?shù)赖滦叛霾荒軒硭枥妫踔劣袚p自身利益時，一些人便選擇放棄利他的道德責任。
個人道德的內(nèi)部沖突外化，折射在公共空間里，表現(xiàn)在公共行為中，產(chǎn)生集束效應，形成定勢思維，反過來進一步提高“好人成本”，打壓“好人文化”空間。就像當年“彭宇案”一審判決，對社會救死扶傷、見義勇為等道德文化產(chǎn)生極大殺傷力，至今“余震”不斷。很難估算這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們做好人的意愿，但不影響事實性判斷?；剡^頭來再看阜寧縣褒獎好人“上不封頂”的行為，其“打造聞名省內(nèi)外的道德高地”的可行性如何？
有道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好人有好報，何況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回報。正面激勵無疑有益，行為與效果在一定程度內(nèi)呈現(xiàn)正相關，何況阜寧的激勵手段已超越物質(zhì)層面。至于效用發(fā)揮到什么程度，則有待觀察。一方面，好人的道德行動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另一方面，比起錦上添花式褒獎好人，對成就好人而言，或許雪中送炭——減少阻力更為管用，因為一些人做好人的勇氣不足，并非獎賞不夠，而是風險太大，就像扶摔倒的老人。公共政策應在降低做好人風險上著眼，通過法律法規(guī)、行政手段，降低“好人成本”。譬如，某保險企業(yè)不久前推出一款名為“好人險”的個人責任險，一旦好心幫人時發(fā)生訴訟糾紛，該保險能提供最高5萬元人民幣的律師費和訴訟費。解除后顧之憂，效果要比事后獎勵更可靠。
道德勇氣還需要有效的道德教育作保障。在學校教育全環(huán)節(jié)，更加注重教育內(nèi)容的科學性、現(xiàn)實性、人文性，以貼近大眾、貼近生活、貼近人性的德育，代替陳舊的、虛假的、空泛的說教。從小培養(yǎng)公民的道德責任感，才是社會最根本、最可靠的道德保障。（練洪洋 本文摘編自8月6日《廣州日報》，原題為《褒獎好人 提升公眾向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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