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史，說是北宋權(quán)相蔡京任揚州知州時“用花十余萬枝”“始作萬花會”，極盡奢侈之能事，而衙役惡吏乘機敲詐搜刮，“民大病之”。后來蘇軾到揚州任知州，“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人皆鼓舞欣悅”。蘇軾本是愛花的雅士，但他既為了官，即不再以私趣廢公事，為順民心而罷惡政——雖然當時蔡京已經(jīng)幾進幾出朝堂，“上升勢頭”十分明顯，蘇軾完全可以“新官不理舊賬”，以免得罪前任，但他沒有這樣做。蘇軾認為當官有“三樂”：“兇歲檢災，自請行放數(shù)得實，一樂也；聽訟為人得真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 稍早于蘇軾的另一位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是一個極富擔當精神的人。王安石變法始終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皇帝搖擺不定，大貴族大地主堅決反對，甚至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不理解，稱他為“拗相公”，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他寫過一首《同昌叔賦雁奴》的詩明志，說的是雁群遷徙棲息時有雁奴（警覺的雁，專司放哨）放哨，獵人捉不到雁，就狡猾地采用襲擾而不下手的戰(zhàn)術，當雁群連續(xù)幾次收到雁奴的警報信號卻沒有看到獵人時，就不再相信雁奴了，結(jié)果“相隨入矰繳”。詩中寫道，“嗷嗷身百憂，泯泯眾一息”，正是王安石憂國憂民、忍辱負重的生動寫照。 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歷來推崇為天下?lián)?，為國家擔當，為民眾擔當，推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進入20世紀，自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以來，每當中國命運進入緊要關頭，每當中國人民急切呼喚的關鍵時刻，我們黨總是勇敢擔當，肩負起民族的重任，給人民以勇氣和希望。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強調(diào)共產(chǎn)黨人要具有“擔當精神”。人們相信，在通往“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上，必將繼續(xù)上演中國共產(chǎn)黨的擔當史詩。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年來，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利己主義等錯誤思想的侵蝕，有些所謂的“為官之道”“官場潛規(guī)則”在社會上流傳，成為導致“四風”的重要根源之一。受此影響，一些黨員干部漸漸失去了擔當精神，忘記了自己入黨為什么、當干部應該做什么。此風必須早止，擔當精神必須大興。 黨員干部培育擔當精神，首先要把握一個“公”字，無私者無畏，為公者恒強，心底無私天地寬，天遼地闊好擔當。其次要把握一個“責”字，“在其位，謀其政”。還有就是要把握一個“敢”字，“為官避事平生恥”，遇到難題和矛盾敢于挺直身板、瞪起眼睛、迎難而上，不僅要敢啃“硬骨頭”，還要不怕得罪人。（蓋龍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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