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紀念魯迅的一文中說：“一個沒有偉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憐的民族；而一個有了偉大人物卻不知用正確的方法去敬畏去紀念去珍惜的民族，則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p>
端午節(jié)即將到來，吃粽子、賽龍舟可能是比較廣泛的紀念方式，而我只愿手捧《離騷》，讓思緒越千年，去那個戰(zhàn)火紛爭的年代，與屈原來一次邂逅。
閃爍的霓虹燈映照著一群看不見影子的行人。有多少人能記得《離騷》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殉國之志；有多人知道《天問》里那一百七十多個射向天空的連珠炮似的發(fā)問？又有多少人能把屈原與眼下的端午節(jié)接通？我們在這個浮躁的時代紀念，可我們到底在紀念什么？
我們崇拜和懷念屈原，更多源于他的愛國和抗爭精神。
讀屈原，《離騷》是打開其精神世界大門的鑰匙。這部誕生于屈原壯年的巨著，卻透著一股視死如歸的悲壯，“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既然“美政”不能與君王共謀，那我只能隨彭咸到江水中尋覓我的歸宿。視死如歸的背后，一種濃重的家國情懷躍然紙上。
屈原對祖國的愛是樸素而真誠的，《橘頌》可看做是他的愛國宣言：“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樸素動人的語言，閃耀著他愛國情愫的源頭性光輝。
但后人更推崇的還是《離騷》?；茨贤鮿苍@樣評價到：《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體現(xiàn)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范，可“與日月爭光”。這已經(jīng)是極高的贊美了，但司馬遷表現(xiàn)的比他更激動，他在《史記》屈原傳里不僅照錄了劉安的評語，還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并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
而屈原詩歌風格的形成源于他的遭遇，這種國家風雨飄搖的動蕩時局，使他在空有一腔熱血而不得其所的情形之下縱情高歌，以宣泄自己內(nèi)心的壓抑和憤懣。政治使得屈原成為一個生命的悲劇，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使之成為最具有中國詩人典型特征的文人形象。
正如陸侃如所說的那樣：兩千年來，所謂“讀書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讀他的作品的，讀了也沒有一個不崇拜的。兩千年來，不知多少作家受到過屈原的影響，并以他為楷模。所以揚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說屈原死了便“無堪與言”，所以蘇軾說他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只有一個屈原。這就是詩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就是他斗爭的武器。
屈原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于他自身精神的偉大。無論是其體現(xiàn)的“忠貞精神”，還是“抗爭精神”，都帶有遠遠超過常人的強度和力量，才能對后世產(chǎn)生長久的震撼力。
面對“瓦釜雷鳴”的黑暗王朝、“邑犬群吠”的黨人群小，他響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在無法再參與朝政的情況下，屈原舉起了自己的筆，用《天問》、《離騷》、《九章》等蓄滿忿火的詩篇，向昏庸的楚王、囂張的黨人開戰(zhàn)。這些詩作，就像恩格斯在稱贊歌德時說的那樣，“完成了一個最偉大的批判的功績”。
我們懷念屈原，其實是尋找一份安全感。當我們的國家強盛到?jīng)]有外敵可能構(gòu)成威脅，當人們視愛國為本能而不需借助歷史人物來鼓舞愛國意氣，當我們都能挺起腰桿敢于向一切壓迫和諂媚說不時，“愛國”和“抗爭”將不再是評價屈原的重點，我們也就能把屈原作為一個往昔的純粹賢哲和詩人還給歷史。而他憂國憂民的嗟嘆和對郢都的凄愴呼號，都將成為一種遙遠的歷史回音，留在他的作品中，成為讀者淡淡的歷史回憶。（陸玄同）
